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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两个效果 促进社会和谐
强化两个效果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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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成仁和律师集团(汶水源)事务所??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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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律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执法机关和人员的执法活动既涉及公民个人,又关乎社会整体,既涉及微观的维权,又关乎宏观的和谐。良好的法律效果应是执法者的追求;执法的社会效果既是法律效果的延伸,又是法律效果的归宿。追求两个效果的最优化,是执法者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使命。
一、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含义与关系:
执法的法律效果,是指执法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必然产生的法律影响,是评价和验证执法机关是否严格执法的基本依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个案的法律效果,广义指所有执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有好坏之分,只有坚持文明执法、廉洁办案、效率优先、程序严格、公平公正产生的效果才是好效果,反之,缺乏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算是好效果。
执法的社会效果,是指个案或整个执法活动对社会的产生的影响。社会效果有好坏之分,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进而有利于促进人们的法律信仰、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有利于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效果就是好效果,就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反之,就是坏效果,就是我们要抵制的。
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共同组成执法效果的完整内涵。法律是规则,执法机关是执行规则的国家机器。执法机关一切执法活动的目的和归宿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由法律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就两个效果的关系而言,两者是辩证的统一。法律效果是方法、手段,社会效果是结果或目的。前者服务于后者并影响后者的实现;后者决定前者并反作用于前者。在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好的法律效果一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反之亦然,这就是二者的统一性;当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时,二者将出现对立。截然对立时,就要进行社会变革,以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废旧法立新法。社会主义的法律与社会实践从根本上讲是适应的,但不能排除个别法律或法律的个别规定不合时宜,这时应通过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执法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实现两个效果的最优化。
二、影响两个效果的因素
影响两个效果的因素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执法上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来自执法者自身的主观原因。
1、立法滞后或立法的不公平造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最典型的反映,在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反之就会成为绊脚石,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过时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就要调整修改完善,比如,随着我国加入WTO,一系列的法律得以修订完善。再者,法律是人立的,再好的立法动机,也难保颁布的法律完美无缺,因为立法质量要受到立法者立法水平、对社会关系的把握程度等等主观因素的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所立法律有不科学,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推陈出新,就会导致法律滞后,执法机关越严格执法,它的法律效果再好,也不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为此,执法机关和人员不仅身负执法重任,同样负有着书立说进行立法建议、以实践推动立法的神圣使命。
2、理念上的误区所致
在执法的法律效果中,结果的公正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全面把握公正的内涵,防止片面理解公正的含义。
(1)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要注重效率。公正不仅仅是最终结果的公正,迟来的公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正。如,某职工为解决养老保险问题,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诉诸法律走程序8余载,68岁才拿到一份维权判决,还没拿到一分养老金就过世了,对他算是公正吗?有些人为洗涮罪名,从风华正茂要白发苍苍,奔走呼号,最终得以平反,但是黄金年华白白虚度,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是何等的的损失?所以,注重效率应是良好法律效果的必然内涵,无视效率谈不上公正。
(2)不讲程序的“公正”不是公正,应注重法定程序。程序虚无主义是严格执法的最大危害之一。公正不仅要实体公正,也要程序公正。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存在,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假定万某是盗窃犯确定无疑的事实,对这一犯罪事实的侦破通过刑讯逼供也可能获得,通过科学高超的侦破手段也是破案,显然前者是法律禁止的,肯定不算是最好的法律效果。正因如此,我们的执法法机关才严禁刑讯逼供。再如,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如果侦查机关不依法及时安排甚至不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也是违背程序,也会产生不好的法律效果。
(3)错误的将两个效果对立,容易导致两个效果皆失
歪曲社会效果的含义,片面理解和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将两个结果对立,必然会导致两个效果的缺失。比如,对待涉及人数众多的案件如果以注重社会效果为名不予受理,结果怎样呢?本身很明确的法律案件,很可能导致数人上访,如此就会给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带来很多不应有的麻烦。不仅如此,当事人往往将责任和怨恨推向党委政府。再比如,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其中一部分是政府或机关是被执行人,有的是知名企业。究其原因可能解释为注重社会效果。事实上,这样做的社会效果会大相径庭,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生质疑。正因为如此,上级党委政府及最高法院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前段时间专门治理这个老大难,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4)不愿接受监督,权利过分膨胀
执法机关独立办案、不受干涉于法有据,但独立、不受干涉不等于不受监督。政法机关和人员办案,要受政治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
权力失去监督就会滥用,执法权也不例外。现在国内某省高级法院推行裁判结果向社会公开制度,推行阳光审判,就是接受社会监督的有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不廉洁的“公正”不是公正,不是好的法律效果。一个案件从办案结果看很公正、效率也很高、程序也合法,但建立在“有钱才办事”的逻辑下,权利人虽然拿到了公正的结果,但他能真正满意吗?能是好的法律效果吗?
4、不文明的执法作风会造成不好的法律效果。热情服务、文明执法是各级领导对执法人员的要求,也是执法的法律效果的内在要求。实践中,高高在上、横眉冷对、作风粗暴的现象也不是绝对没有,南方某基层法院审判员因对律师有意见,在休庭后违法将律师拷在篮球架上,引起全国轰动的案例就是铁证。
上述法律效果都是不好的,其社会影响肯定不好,社会效果肯定不好。
三、搞好两个效果的统一,是执法者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新形势下,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优化,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根本。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丰富、内容全面,可操作性强,是指导执法者一切执法活动的行动纲领,对此要坚持长期学习、努力实践。
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点:
1、执法者牢固树立对法律的崇高信仰,并以此推动全社会的法律信仰。信仰是什么?是追求、是目标,是指导行动的潜规则。具备了法律信仰,才能从内心深处感到守法光荣,违法可耻,从而使严格执法成为自觉行动。一个缺乏法律信仰的国家,依法治国就是空话。
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备法律信仰,否则他就会无视法律、视法律如儿戏,正如我国民法权威江平教授所讲的“玩弄法律于鼓掌之间”,那么他的执法活动无从谈起法律效果,甚至危害社会。
一个法律人,如果不具备具备法律信仰,实质上不但是对事业的亵渎,也是对灵魂的亵渎,危害的不仅是其自己,更是全社会。执法者尚且不信仰法律,还有谁相信法律?如此,整个社会法律虚无,无法制可言,何谈依法治国?
实践中,执法者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人情案、关系案等等从而导致违法犯罪的个别现象究其最实质的根源就是法律信仰危机。
从哲学的矛盾论将,在解决法律信仰这一矛盾问题上,执法者的法律信仰是主要的,一般社会人的法律信仰是次要的。要着力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将事倍功半。由此可见,执法者在推进依法治国、树立法律信仰方面责任更加重大。
2、执法者立足本职严格执法,是实践“三个至上”的唯一捷径。
在当今中国,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位一体,从政治上为搞好两个效果的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治保障。
严格执法的“严”字之内涵是指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绝非超越法律尺度而有所轻重。严格执法的本质属性就是实践“三个至上”,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人大代表制定的,体现了党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离开严格执法,必然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背道而驰。作为一名执法者,立足本职、严格执法是实践三个至上的唯一途径,没有其他捷径。
笔者认为,党的利益是指党的根本利益,不是个别党员的个人私利。党的意志、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执法者通过执行法律来实现党的根本利益从而加强党的建设、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个别现象,不代表党,相反,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我党所禁止,也理应受执法者抵制。理不清这一辩证关系,就无从坚持三个至上。
3、创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是执法者一切执法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发展等等,都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执法机关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更是身负重任,责无旁贷。只有立足本职,严格执法,才能为民造福、为国分忧、为党解难。爱党爱国爱人民,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是全社会各个机器的有效运转。处处充满了公平正义,就会有了数个体和局部的和谐,就会组成全社会的和谐。离开了公平公正,执法者的一切执法活动将背道而驰。
4、强化公开透明,突出阳光执法。
强化公开透明,突出阳光执法,接受全方位监督,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对此,既要坚持两点论,更要坚持重点论。所谓两点论,是指只要依法允许公开的事务,不论大小轻重,均应公开而非遮掩。所谓重点论,是指对热点、焦点、重点事务要作为公开的重点。实践证明,公开力度越大,越不易导致当事人的误解和激化矛盾;公开力度越差,权利越发膨胀,就易导致暗箱操作、违法办案。执法机关要敢于并善于通过阳光执法,既起到防患于未然之效,又做到有错必究、有错快纠,取信于社会。
5、全社会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为执法者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前后与民主人士畅谈政权的“兴亡周期律”问题时,为防止新中国的政权走入“兴亡周期律”的怪圈,高瞻远瞩的指出了一条阳关大道:民主、监督、反腐败。笔者认为,这一论断的核心,就是法制。良好的法制环境的创造,在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执政党和领导下的政府,则是决定性的因素。各级党政领导要做依法治理的模范,为全社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这既是全民之福,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无从依法治国,影响党的威信,不利于政权的巩固。
总之,笔者认为,执法者身负党和人民交给的严格执法的神圣使命,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只有持之以恒地加强学习,洁身自好,严格执法,才能不辱使命,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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